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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世代的文化偶像
成为海明威的几个瞬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
发于2019.8.26总第913期《中国新闻周刊》
19岁的海明威躺在米兰的医院，床前环绕着年轻的崇拜者。这滋味很不坏，他给父母去信：“除非牺牲后读到自己的讣告，没什么感觉比现在更好了。”
因为奥地利发射的一枚迫击炮弹，海明威成了意大利战场第一个受伤的美国人，他的名字登上纽约、芝加哥和老家堪萨斯的报纸。“227处，每一处伤都是一枚奥地利弹片造成。每枚都有0.22英寸口径的手枪子弹一样粗，一英寸长，相当于一截电缆打进了他的腿里。” 《纽约太阳报》用一段海明威风格的速写，描写海明威受的伤。
这次受伤如同预言，预示着海明威日后更多的传奇。两次参加世界大战、两次从飞机失事中死里逃生、传说中“克格勃间谍”、驾着小艇侦察德国潜艇……海明威身上总不缺话题。这次受伤也像是一个缩影，浓缩了海明威如何在时代的每个舞台上精准地站到了黄金位置，自如地自我推广，完成自我形象神化的一生。
今年是海明威诞辰120周年，文艺青年们又开始念起这位传奇的偶像，中信出版社引进了著名记者、作家莱斯利·M.M。布鲁姆所著的《整个巴黎属于我》，依据大量一手资料，为好奇的读者还原了海明威早年出道史以及他个人形象缔造的全过程。在书的首页，印着海明威1923年拍摄的护照照片，那是他周游巴黎的开端。照片上24岁的海明威凝视镜头，肩膀宽厚，面容英俊，简直就是一位明星，或许，与作家这样的身份相比，成为明星才是海明威一生的追求。
1918年，米兰，战地医院
实际上，海明威从没有亲身参加过战斗，他与众多同一辈赴法的美国青年一样，一战中服务于美国红十字会支援意大利的救护车队，大部分时间位于战争后方。为此，他还有过怨言，他形容随军驻扎的地方，氛围像“乡村俱乐部”般无聊。
海明威将战争与人格构建和呈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文化名流、莎士比亚书店老板西尔维娅·毕奇的回忆里，海明威是一个对自己的战争和拳击经历都会夸大其词的人，他还记得与海明威第一次见面，海明威主动脱掉鞋袜，向自己展示腿上的战争创伤。
对海明威个人而言，参与战争与和热衷拳击、斗牛与打猎一样，也是训练自我面对真实，淬炼坚强人格的方式。他对勇气看重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导致他无法与不能直面尸体的人交朋友。
而对于“作家海明威”，战争的更大影响在于赋予他一笔自带严肃性的写作资源。海明威的多部长篇小说都以战争为主题。他曾对作家菲茨杰拉德说，战争是所有写作主题中最有价值的。
即使在那些意识到书写战争的历史意义并付诸行动的作者之间，海明威上战场的经历也赋予他处理这一主题无以伦比的正当性。《非洲的青山》里，海明威再次强调，那些没有见识过战争却涉足这一题材的作者，写出的东西“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就是错过了无可替代的东西。
战争首先以精神余震的方式出现在海明威的处女作中。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战事已经完结，但战事投下的阴影依然长存。表面上欢乐的嘉年华般的放纵生活背后是一代战后青年“无根”的现实。海明威用含蓄而节制的冰山笔法暗示，战后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比人们想象的持续更久。
《太阳照常升起》故事源于海明威1924年的一次旅行经历，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现实对应。但海明威在小说扉页引用了斯泰因的话，“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宣告小说探讨的不是某些个体叛逆经历，而是一代人的精神迷途，这就为小说找到更大的意涵空间。
这几乎是最聪明的做法，读起来轻松而松散的情节包孕着更为宏大而严肃的主旨，同时符合市场与文学史的口味，为海明威赢得了双重美名。据此，他从一代战后文艺青年中脱颖而出。
1921年，美国，法国轮船公司
成为名噪一时的战斗英雄从不是海明威的主要目标。他的朋友麦克什利后来回忆，在完全默默无闻时，海明威就已决意当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家。
在当时，像海明威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作者去巴黎寻求发展是潮流。日后被称为“20世纪最权威的批评家之一”的马尔科姆·考利也是旅法大军的一员，他回忆那时的社会氛围，“在战后，几乎到处可以听到美国的智力生活比不上欧洲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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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战”后美国对欧洲已经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并开始向全世界输出爵士乐队、金融专家、好莱坞电影和政治见解等大众消费品。但在最精英的文学艺术领域，美国知识分子依然如同五十年前的俄国前辈般，匍匐在欧洲辉煌历史的脚边，无法洗刷地自卑。
新的经济形势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道德观。清教主义提倡的生产价值观——勤勉、远见、节俭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已经行不通了。消费主义随之盛行起来，广告业敏锐地跟上了需求，报纸和电视上到处是预支未来收入购买小汽车和房产的诱惑。
受到威胁的清教徒不愿坐以待毙，1920年通过的禁酒法案正是绝地反击。然而实际效果惨然，禁酒期间私酒泛滥。1925年，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甫一推出就持续热销，书中大书特书盖茨比在纽约岛上夜夜笙歌、举办穷奢极欲的晚会，新贵盖茨比的财富来路在小说后半部被揭晓——走私酒水发财，无异于年轻一代为清教道德唱的一曲挽歌。
于是，艺术家和那些从战场刚刚回来，受不了美国国内的刻板气氛和消费主义的年轻人，大批大批地登上返回法国的轮船。战时随军队在欧洲大陆游荡在战后演变成环欧度假，摇身变为最新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在1922年那群奔向欧洲的文化流浪儿里，海明威无疑是幸运的一个，他已经预先拿到了进入神殿的门票。海明威的朋友将他介绍给作家安德森·舍伍德，后者刚写出《小城畸人》，正处于自己名望的巅峰。一面之后海明威就让舍伍德深信，这个年轻人非“池中之物”。舍伍德在1921年曾去巴黎短暂镀金，结识了斯泰因舍伍、庞德等人。他极力推荐本来打算去意大利写作的海明威转投巴黎，并给海明威写了几封介绍他认识的巴黎文学名流的推荐信。
海明威带着新婚妻子，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轮船，奔向更远大的前程。他后来的小说《大河双心》里有一段删掉的文字：“(尼克)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很确定自己的将来……他对此几乎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绝不儿戏，绝不含糊。” 尼克·亚当斯是一个来自的美国中部，参加过一战，爱好钓鱼的青年。这个极具自传性的人物形象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海明威本人的化身。
1923年，巴黎，现代主义的客厅
1923年的巴黎有两种人，前者挤在熙熙攘攘的圆亭咖啡馆，大谈文学艺术，后者通常在私人会所或工作室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他们被马尔科姆·考利戏称“奥林匹斯诸神”。
尽管海明威蔑视咖啡馆艺术家，“奥林匹斯诸神”却是他融入的目标。斯泰因和庞德是这伙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的核心，他们各自进行着文学实验，试图在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沃顿的老派文风之外开辟现代派的新路。
斯泰因在巴黎租下的花园街27号，在“二战”前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是左岸拉丁区最出名的艺术沙龙。斯坦因在客厅接见过毕加索、马蒂斯、塞尚，接着是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如今又迎来了海明威。
“如果你知道关于玫瑰的一切，他就和你聊玫瑰，直到他学习了你所知的一切”。海明威的朋友约瑟夫·德莱尔的这句话，揭示与海明威谈话的魅力。在斯泰因的客厅，海明威全神贯注地看着斯泰因，从她那里学到关于语言的节奏的知识。“他热情充沛，兴致勃勃，而且也有一双探寻的眼睛。斯泰因后来这样回忆。海明威成功获得了斯泰因的好感，一天，斯泰因亲自登上海明威租住的公寓四层，将海明威手稿翻了个遍，并给出自己的评判。
庞德外号“文学助产士”，是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领导者。人们常常看见他围着一条“MAKE IT NEW”字样的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欧洲。正是在他的帮助下，T·S·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得以发表。凭借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信，海明威在庞德的工作室内见到他。诗人庞德致力去除陈腐的词句，力求每首诗都用崭新的语言。他教导海明威，不要用多余的词语，也“别搞那么多场景”。庞德向海明威开放了私家书柜，并向《小评论》等杂志推荐海明威的诗和短篇小说，并介绍他认识福特，做《大西洋两岸评论》的副主编。
另一方面，海明威不放松跟任何潜在的出版资源结交的机会。和平年代，海明威依靠拳击、斗牛来交朋友。他继续营造着自己的硬汉神话，巴黎的咖啡馆流行着传说——海明威跟各种假想的敌人打拳击，当然，流言的散布者就是流言主角本人。海明威塑造出的男子汉气概为他俘获了不少人，包括认识不久就被他拉上拳场的勒布。后者在海明威第一部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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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从斯泰因那里知道了斗牛，迷上了这个运动。每年7月，他呼朋引伴，召集自己的文学好友去西班牙观看斗牛。这个传统始于1923年，海明威与两位潜在的出版商，麦克阿尔蒙和比尔·伯德一起去西班牙。从西班牙看完斗牛回来后，两人都在巴黎为海明威出版了小册子。第二年海明威领队前往潘普洛纳的斗牛观光团规模进一步扩大，除了海明威两本书的巴黎出版商，还有作家唐纳德·斯图尔特和约翰·帕索斯。海明威领着斯图尔特好几次跳入斗牛场，被当地摄影师拍了下来。
《芝加哥论坛报》写了一篇报道，描绘斯图尔特撞翻了，“世界大战英雄”海明威前去救他，但接着也被牛顶了的场景。海明威显然很在意报道，他特意给《多伦多星报》写了一封信，解释那篇报道说错的地方。
在平辈的文学团体中，海明威绝对是一个魅力型领袖。“海明威有一种类似福音传道者的秉性，无论当时有什么让他发狂的东西，他都能号召朋友们一同皈依他的狂热。”多斯·帕索斯这样回忆。
最终，通过勒布的斡旋和帮助，海明威在美国的第一本书，《在我们的时代》进入了利夫莱特出版社的编辑讨论名单。远在大洋彼岸的舍伍德也为这本书出了力，舍伍德是利夫莱特的明星作家，正是他大力说服利夫莱特公司最终决定出版这本书。
192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
得到了文学界内部承认的海明威，终极目标是进入主流读者的领域。1920年代的美国，阅读长篇小说依然是普通人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排队在火车站，只为了第一时间拿连载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纽约客》。要想打入普通读者，必须靠长篇小说。
第三次潘普洛纳之旅后，海明威再次向长篇发起冲击。这时，菲茨杰拉德已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在五年时间出版了三本小说，早就成了“年轻一代公认的发言人”。
视菲茨杰拉德为竞争对手的海明威有自己的优势。虽然菲茨杰拉德的写作主题——飞女郎、私酒贩、爵士乐都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但他的风格是老派的。他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看得很清楚，“菲茨杰拉德有个19世纪的灵魂，他是浪漫主义最后的拥趸，他是斯特劳斯。”
文学界呼唤的是斯特拉文斯基：光有新主题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全新的风格和语调，完完全全地属于20世纪。这正是海明威的机会。他从斯泰因、庞德那里聆听的教诲，他从事记者养成的简洁笔法，他长久揣摩塞尚质朴、厚重的笔触的心得，这些最终凝练成独特冰山体风格，发挥在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
菲茨杰拉德本人加速了这一替代过程。他读到《在我们的时代》，热情地向自己的编辑、供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铂金斯去信推荐海明威。后者随即联系身在巴黎的海明威，询问他有没有更适合大众读者口味的作品。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是纽约最大的出版社，与偏重于挖掘新兴作家的利夫莱特的相比，历史更悠久，更主流，实力也更强。进入斯克里布纳的出版名单，意味着更大的营销力度和更广的读者面，这是海明威十分向往的。
搭上了斯克里布纳的海明威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的读者。无论是庞德、斯坦因、还是乔伊斯都曾因为晦涩或实验的文风，在迈向更广泛群众时遇到困难。现在海明威突破了这一标签，用自己的创作，吹响了现代主义的号角。他那轻快的节奏、洗练的笔触、删掉心理深度，仅仅保存动作的写法，天然地与大众更亲缘。尽管在日后，海明威的文学对手福克纳曾评价，在海明威的小说里找不到一个需要查字典的词。但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上，“现代性找到了其大众创作的领袖。”
《太阳照常升起》很快唤起了战后一代的共同情感，美国的年轻人中间掀起了模仿小说人物说话的风潮。他们中很多人都像海明威一样，响应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的号召，奔赴欧洲。他们被一样抽象的正义情感驱动，一样从纽约码头登上去法国的轮船，一样地加入美军救护队或法军运输队，一样地在救护车或军用卡车上学会怎么用结结巴巴的外语跟外国护士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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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由陌生人供给衣食住，由陌生人指挥，学会随波逐流，不问明日，沉迷旅行、危险和刺激，然后，突然有一天战争结束了。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发现曾为之而战的正义已经分解成为利益争吵不休的政客、石油大王和钢铁大王。
尽管身在祖国，他们感觉无处而去。他们与父母推崇的生活方式相距甚远，与昂格鲁-撒克逊悠久文学传统也失掉了同步呼吸。一战中服役于法军运输队的马尔科姆·考利感慨，“战争让我们在精神失了根。童年之乡已不存在，但又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
斯泰因用一句名言为这些青年一锤定音：“所有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这句话被敏锐的海明威借用到《太阳照常升起》里。于是此书描绘的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一系列主题——饮酒作乐、宿醉、偷情、背叛，在囊括时代的总体性叙述中，在实验文学的面目之下，突然升华出新的意义。
美国的大学生们欣然地接受了“迷惘的一代”的标签，《了不起的盖茨比》曾经为时代定下的纸醉金迷的爵士基调，最终被后来居上的海明威改写。巴黎的旅馆挤满了因《太阳照常升起》而来的人。战后一代的形象，也由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派对动物，转变成海明威笔下退役老兵。
回想1917年，当过救护车或军用卡车司机的作家可以开出一长串，除了最有名的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还有后来写丧尸小说的威廉·西布鲁克，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E.E。卡明斯……正如考利所言，是救护车队和法军运输队为一代作家提供了大学补习课程。如今再看这些名单，海明威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这离不开他有意识地用个体写作实践并回应文学观念的更新、将个体经历嵌入时代情绪的做法，以及必须承认的极其成功的自我营销。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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